2018年12月，我到韩国首尔参加亚洲和澳大利亚劳动经济学会（AASLE）的年会，承办方是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会议结束后，东道主安排与会者参观韩国国家博物馆。导游是一位健谈的女士。去程的路上，她提起首尔国立，便竖起大拇指，说它是韩国的No.1，这里的学生不仅资质好，而且异常刻苦。她紧接着说，韩国有所谓的SKY大学，分别是首尔国立（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SKY是这三所大学名称的首字母。我心中暗自为SKY大学的讲法叫绝：它既道出了精英大学相对于其他大学的巨大优势，也生动的形容出考这三所大学有如登天的难度。

细想一下，大学之间的天壤之别，影响着很多人——不光是考上好大学的人，这种影响甚至可以延伸到非常早期的教育阶段。而这，不也是我们理解中国的教育中存在的大量问题的关键吗？

从导游女士这里以及很多报道中可以了解到，韩国学生和家长也是很辛苦的。记得在加拿大访学时，看到一些韩国移民，问其原因，回答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韩国学生的辛苦以及家长们为了子女教育而移民海外的现象，乍看上去令人困惑。

要知道，韩国的教育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它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就经历了大幅的教育扩展。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里，韩国居民的教育水平迅速提高。今天，从各项指标来看，韩国的教育水平稳居世界前列。根据CNBC2018年的报道，如果以25至64岁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来衡量，韩国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加拿大、日本和以色列，超过了英国和美国。而如果只看年轻人，韩国则位列世界第一。2014年OECD的报告指出，韩国25-34岁的年轻人中，68％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有这么多上大学的机会，韩国学生为什么还如此辛苦呢？SKY大学的说法恰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虽然平均而言，上大学的机会增加了，但是，少数好大学和大量其他大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给定上精英大学能够带来很高的回报，人们自然会去竞争少数精英大学的位置，考好大学便成了一场激烈的锦标赛。

锦标赛是什么呢？是大家通过相对表现而非绝对表现来确定输赢。大学在录取学生时，不光是看一个学生是否优秀，而是看她是否更优秀。芝加哥大学的拉齐尔（Edward Lazear）和罗森（Shirwin Rosen）是最早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此类现象的经济学家。该理论有一个强有力、同时也非常直观的结论：当获胜带来的收益增加时，参与竞赛的人就会更卖力气。对于体育赛事而言，获胜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越高，赛事越精彩。对于考大学来说，当好大学数量较少时，大学之间的巨大差距自然会加剧考生间的竞争。然而，这种竞争能否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能否促进个人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呢？这是值得怀疑的。

学校之间的差距如何算大，多大的差距才会影响到人们考大学的努力程度？我们不妨做一些简单的国际比较，用一个国家的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分布来考察大学质量的差异。每年，英国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都会发布世界大学排名。在最新的（2019年）QS排名中，韩国前十名的大学在世界排名中的平均距离为44个名次。换言之，我们随机挑选这十所学校中相邻的两所，他们在世界排名中的名次差距平均为44位。这也意味着，虽然首尔国立大学的排名位列全球第36，但是第十名的西江大学已经跑到全球第435名。而我们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得到美国前十名学校的平均名次差距仅为1.9；日本为20。韩国国内大学之间的差距之大，可见一斑。这也说明，虽然韩国经历了大幅的教育扩张，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韩国的问题对我们认识中国教育的问题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经过过去20多年大幅的大学扩招（比韩国晚了三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达到了每年700多万，是1998年招生规模的7倍之多。今天的适龄青年中，50％以上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今天的父母似乎并没有因为上大学机会的增加而变得轻松。子女教育已成为最令父母焦虑的因素之一，学生负担也是令“宝宝不高兴”的大问题。同样，也不乏家长将子女送出国，甚至为了子女教育而移民海外。而这背后的原因，大概也是中国的大学之间有着天壤之别，而“天上”的大学还不够多。

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大学有天壤之别，其他国家则没有？什么因素决定着大学的分布？大学质量的分布如何影响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何影响国际国内的高等教育市场？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亟待学者们去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