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关于地摊儿经济的争论，虽有疫情冲击为背景，但实际上仍是不同城市发展理念之间的冲撞，是几年前关于街边店、露天菜市场、批发市场的争论的延续。于是，找出一篇旧文，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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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中，很多临街老住宅楼的底层被用作商业。这些一楼的小店铺往往就是一户居民楼，把朝向路边的窗户或墙打掉，就成为一道门，向外营业，可以是小杂货店、装修公司、理发店、水果店、花店、服装店、房屋中介、小餐馆，等等。这样的店铺到底有多少？经济规模和就业量有多大？不得而知。

如今在北京，这些小店都面临被封堵的命运。街边拉起的条幅是说要治理拆墙打洞，消除安全隐患。很多人更倾向于相信，这些措施意在控制人口规模。因为很多街边店都是“外地人”在经营。而且这些街边店很多时候确实不够高大上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同时被关停的还有一些菜市场，服装批发市场等等。

这些举措不受一些经济学家待见。拆墙打洞、街边开店怎么了？这就是市场，是增进我们福利的机制。不过，我们批评这些举措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些东西。拆街边店之所以可以实施，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除了那些无关自身利益痛痒的人之外，也许主要是街边店楼上的住户。他们之所以会支持这样的政策，是因为街边店给楼上居民带来的负外部性，主要是环境卫生和安全。它们对楼上居民造成了影响，却从来没有向他们付过钱。店主和业主签合同交租金的时候可不考虑其他人。

这也是我要把街边店与购物广场（shopping malls）做对比的原因。因为一个成功的购物广场可以将外部性内部化，为广场中的各方提供恰当的激励。比如，那些大型超市和品牌店就因其能带来客流而被收取较少的租金，而那些享受这种外部性的店铺就要缴更高的租金。另一方面，为了激励mall中的店铺认真经营（这对其他商家也是好事），合同往往采取固定租金的方式：缴完租金经营越好赚的越多。那么，谁来为开发商提供激励呢？很多时候，开发商除了向不同的企业收取不同水平的固定租金，还会从店铺的收入中分得一部分。这样它自然有激励把mall经营好。这些激励的安排与协调在零星的街边店中是很难见到的。

一个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像一个购物广场，是一个充满大量正、负外部性的地方。负外部性的例子中被讨论较多的是交通拥堵和污染，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管理缺位等原因，负的外部性实际上广泛存在于日常和公共生活中。这些负外部性对人们生活构成的影响决定了一些公共政策，如关闭街边店，的“群众基础”。

但是城市的管理者封死街边小店的做法过于简单任性了。他们应该像购物广场的开发商一样，考虑外部性，同时为其中各方提供相应的激励。诚然，政府部门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既缺乏相应的知识、信息，也缺乏相关的人力物力。但是一旦这方面的观念形成了，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想出好的点子来。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成立楼内居民的委员会，或通过社区居委会来代表居民的意见。一层居民楼开店铺要经过居委会同意，而居委会则要考虑所有居民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说，我上面的讨论完全是不着边际。关闭街边店是为了控制人口规模，与外部性和激励没啥关系。然而，控制人口的政策之所以得以实施，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人都觉得“北京人~太~~多了。”这种观念的产生来源于我们日程生活中遭受的负外部性。一个智慧的城市管理就是要减少负的外部性，鼓励正的外部性。这不应该通过减少人口来解决，因为由此带来的正外部性减少也许更厉害。智慧的城市管理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