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文献给2019年。

大概一年多前，曾经写过一篇讨论学者中年危机的文章，前几个月贴在博客上，颇引起了一些共鸣。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件事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变化还是不小的转变。看来人到中年，也还在快速的发展和变化，是好事！促成这种变化的，既有自身的感受，也有来自书籍的启发。在这件事情上，给我启发极大的，是诺奇克的《被审视的人生》。

很多陷入“中年危机”的人都多少对自身工作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或是动摇了之前所抱的某些信念（如潜心做学问）。于是，很多时候，感觉所做的事情——包括开会、做研究、写文章等等——失去了意义。这，很难说是一种“幸福”的状态。然而在很多外人看来，他们衣食无忧、有些还可谓功成名就、做事可以随心所欲，简直是幸福生活的样板了。

经济学家的幸福是什么？经济学家应该追求什么？诺奇克对于幸福和人生目的的哲学思考对于解答我们一些经济学家面临的困惑是非常有帮助的。港台的电影中总是说，“人活着就是要开心啦！”我也听到一些大学的朋友讲，“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就很开心呀。”似乎是说，幸福和开心是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甚至有时候暂时的痛苦和不开心，也是为了更远的幸福和开心。

诺奇克说，幸福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人的终极追求目标。除了幸福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对于人生是至关重要的。他尤其强调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一个人及其所做事情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意义。我想正是这些方面的原因，让很多学术圈中的中年人处于“危机状态”。

诺奇克就幸福对人的意义做了很多阐述，但是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如下这个思想实验。如果有个神奇的机器，把人的身体连接在上面之后，人就会进入一个幸福的人生。你可以想象的幸福生活都可以实现，直到生命终止。当我们拔掉这个机器后，人生也随之结束。所以，一个追求幸福的人应该花大价钱来买这个机器。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插上它呢？大多数人是不会的。当然，不排除一小部分人会这么选择——就像那些沉迷在网络游戏中的人。但是，很少有人会羡慕他们，多数人甚至觉得他们是可怜的。家长也是绝对不希望孩子们有这样的人生的——哪怕他们在游戏的世界中万分的“幸福”。因为我们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活在真实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人与物发生紧密的、丰富的联系。

对于研究和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

脱离现实、缺少意义和重要性是当今中国一些经济学研究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外也好不到哪里去）。首先讲经济学的脱离现实，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被很多人诟病了。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似乎不以为然，甚至于此有些沾沾自喜。就其历史而言，也许可以追溯到李嘉图。凯恩斯就曾批评李嘉图的经济学不如马尔萨斯的经济学“接地气。”而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不妨来看看高校中的老师们是如何做研究的。今天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是使用现成的微观数据、利用一些计量技术来识别“因果关系”。但是，那些利用现成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研究，能与现实发生多少联系呢？

而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从学生培养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学生在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后，大部分时间是学习抽象的经济理论和利用现成的数据做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对现实的理解是非常欠缺的。其原因则在于缺少这方面的课程和训练。等他们毕业步入了职场，首先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大山便是发表论文，雇主通常不去管他们是否了解现实，也不去管研究的问题是否重要。

但是，看一下我们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那些巨人，大多数都还是抱着极高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去了解现实，并在现实状况不理想的时候，努力去改变现实。凯恩斯，有很长时间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在印度工作生活了两年时间，并且深度参与了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包括巴黎和谈。而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费雪，也是如此。虽然自称是个“理论家”，但他无时无刻不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他仅在1933和1934年就先后给罗斯福总统写了35封信（据说总统回复了4封），阐述它对经济政策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改革措施。

再比如，Richard Ely，美国经济学会（AEA）的创始人之一，如今每年的AEA年会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讲座。他曾写过一本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的书。他在前言中说，他行走数千英里，拜访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士，还收集了大量的报纸、杂志、法律文书，才写出了《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这本书。不仅如此，Ely还积极参与劳工运动。

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所写的书和文章，背后有多少旅程以及与业界或现实的互动做支撑呢？即便有差旅和交流作支撑，大多数也是学术圈内部的交流，即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学术会议确实有助于学术交流，但是，它对于增强与实践的联系几乎是没有作用的。在那些国际会议中，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名的城市，在宽敞明亮、备有茶歇的星级宾馆或大学的会议室，讨论诸如贫困、不平等的话题，却对这个国家或是城市中实实在在的贫困一无所知。我们谈论着各种政策建议，却对政策的细节和最新进展没有了解，也不曾与那些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有过交流。这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因此，今天的学者要在走出象牙塔，走出自己的圈子方面做出格外的努力。学术界中的其他主体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其中就包括学术杂志。它不应该仅仅是学者们自娱自乐、炫耀才华的平台，或是职称进阶和追名逐利的工具，而应该是一个促进学界、产业界和公共部门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更需要做出改变的，则是我们的大学以及关于大学的观念。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大学而言，非常有害。其中之一，就是大学的“教学为本。”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听到不同的人批评今天的大学老师偏离了教书的主业，背离了育人的初心。按照他们的看法，教学才是大学老师天经地义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然而，世界已然变化，今天有竞争力（也是学生们向往）的大学，已经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教学型（甚至是偏重教学）的大学。其原因在于，大学以外的部门已经变得日益专业和复杂，大学要走在前沿，大学老师必须要深入了解现实，向业界和公共部门的专家学习。与此同时，人们已经可以非常廉价的获取一些“知识性”的内容，传统的知识，很容易从互联网和搜索引擎上获取。大学教授们不可能再像很多年前那样，只需抱着几本专业晦涩的书，就可以傲视象牙塔外的普通人群。因此，大学教授们必须要与外界发生联系，必须要通过从事科学研究，走在科技或者公共政策领域的前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化导致对于大学而言，科研才是重点，培养学生反倒是顺便为之（低边际成本）的事情。也就是说，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其大部分精力将被分散到教学以外。大学必须对这种趋势做出调整。首先，要给大学教授尽量充分的自由。包括时间安排的自由，这样，他们才可以更加充分的与业界沟通合作。其次，要在大学的员工内部通过专业化来完成教学科研任务。要允许一部分研究好的大学老师不喜欢上课，也允许一部分教学好的老师不喜欢搞科研，充分发挥他们的比较优势。

下面谈重要性和意义。很多人在中年时期产生危机感，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对其所作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进而对自身的重要性和意义产生了怀疑。不可否认，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被认可，都渴望成为重要的人、做有意义的事。而一旦我们感觉自身做的工作不重要，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时，就会怀疑自身的价值。

一些大学中的人，认为所从事的工作“重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事感兴趣的研究。诚然，无用的知识给人类带来巨大改变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大学的研究只要凭兴趣就好。且不说大家是否在凭兴趣做研究，不可否认，研究的课题有好坏之分，其分量也自有轻重。给定每个人有限的精力，还是应该做（边际）收益更大的研究。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他认识到，“物理学也分成了各个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都能吞噬短暂的一生，而且还没有满足对更深邃知识的渴望”，并且“学会了识别出那种能导致深邃知识的东西，而把其他许多东西抛开不管……”。

同样的，在经济学中，一些小问题、小文章，也会占去我们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认识现实经济生活的运行有多大作用呢？同样是这些时间和精力，完全可以用来思考一些能在更大程度上改进社会福利的问题。

最后不得不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和能力来思考和研究这些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没有这些机会时，就必须满足于做一些边际收益很小的事情。但是在当前的时代，应该有很多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要做到这些，除了研究人员要向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学习外，还需要改革高校的激励体系和整个学术界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