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断断续续地阅读了泰奈（R. H. Tawney）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书。尽管泰奈在书中一开始便提到，作为外国人，自己对中国的分析难以做出创新性贡献，但即便过了一百年，书中的智慧和洞见依然让人震撼与折服。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时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进步而感慨：科技、经济、人文、社会等各方面的飞跃；同时，也深感泰奈百年前的分析，对我们思考当下诸多问题依然具有重要启发。

泰奈，英国的经济史专家、社会评论家，生于1880年，卒于1962年，还是成人教育的先驱之一。书中有大量关于教育的深刻见解，显然与他一生对成人教育的关注和推动密切相关。泰奈书中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状况的对比，总有种令人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种跨国、跨时代的视野使得泰奈的中国分析既透彻又客观，这也正如蒋廷黻所评价的，泰奈的分析“新颖而毫无偏见”。蒋廷黻还称这本书“对那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而言是一本了不起的著述”，可见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见解之深。虽然很多中国人，包括学者和实践者，对中国的许多事务尽管非常熟悉，但未必能有泰奈那样深邃的理解。他凭着广博的学识和历史视野，能将中国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各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进行对比，并通过普遍的规律来分析中国的问题。

1932年前后的中国，与许多工业化国家早期阶段有相似之处。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的中国的特殊问题，在泰奈看来其实也属于文明进程中的常有的特征。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尝试和付出的代价，可成为中国发展必须借鉴的内容。对于各国历史的了解，也让泰奈知道，每个国家都要寻找适合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发展路径——在充分吸收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书中，泰奈对社会政策和教育的论述，至今依然具有前瞻性。

泰奈关注的中国，是有着上千年农耕文明、处于工业化萌芽阶段的社会。在这个阶段，社会普遍面临诸多问题，如童工、长工时、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高工伤率。这些问题源于工业生产尚未形成规范有效的秩序。他主张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劳动保护措施，但同时强调这种措施应循序渐进，逐步完善。今天，面对劳动关系中的许多问题，这些观点仍具有启发意义。

泰奈在全书中多次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这在上世纪30年代显得尤具前瞻性。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政治与教育，此外，教育的重要性在全书中也被反复提到。在20世纪初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书中提到，1931年，拥有4亿人口的中国，仅有900万学生在小学接受现代教育，中学生仅有78万。作为对比， 2023年，中国的小学生数量已达到1.08亿，中学生为9300万，其中高中和初中的人数分别为4100万和5200万。

当然，泰奈并非仅仅关注受教育人数，他对教育的深刻见解，即便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前瞻性。他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快乐的人”，教育要与实际生产和生活相结合，教师不应照本宣科。那些从国外回来的教授，要将所学知识与中国实践结合。大学里的师生应建立更多的信任与互动，产生更紧密的个人联系，而非单纯依赖课本知识的灌输。学生应更多地参与社会实践，独立思考、广泛阅读。……尽管中国的教育已有长足进步，但在泰奈提到的很多方面，似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