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面前，没有什么是公平的。有的人有的家庭感染病毒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人则不受其扰。但是，又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公平的。所有人都可能被病毒夺去生命。

但是，病毒的影响，也已经超出了健康和生命的界限，以很多人此生仅见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所受的影响差异之大，让我们必须审视疫情对于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造成的影响。

而这个问题之所以紧迫，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疫情前已经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大幅上升，基尼系数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30%上升到2008年的49.1%。此后出现的下降趋势一度让一些人认为，中国正在验证库兹涅茨60多年前的假说：早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会使收入差距上升；但随着人们融入城市以及民主政治的作用，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会大幅提高，进而降低收入差距。然而，中国最近几年的不平等状况似乎偏离了库兹涅茨的假说。从2015年开始，我国收入差距下降的趋势似已停止，并从当年的46.2%上升到了2018年的46.8%。

不光是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也表明，2015年后我国的收入差距是上升的。因此，直至疫情发生之前，巨大的收入差距，正在演化成人与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观念上的鸿沟，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来，有很多理由可以让我们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快速上升之后，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也即库兹涅茨曲线所预言的倒U性曲线。这些理由包括：地区收入差距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减少、消除贫困的努力等。而大学扩招后大量大学毕业生也应该能够缩小不同技能水平者之间的差距（教育水平间的差距已经成为工资不平等的可见的主要原因）。它们都应该能够让收入差距下降。

那么，收入差距上升的原因何在呢？我们对此还没有细致的分析，更没有一致的结论。但不妨给出一些猜测。

技术进步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过去数十年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导致大量常规性的工作被替换。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那些需要与人交流和接触的工作，其工作内容也是计算机（暂时）无法替代的工作任务。而这些工作则分布于职业等级（以收入衡量）的两端：既有“低端”的服务业工作（如住宿餐饮），也有“高端”的服务业工作（如金融、教育、管理）。这些工作都是需要与人接触和交流的工作。

问题在于，疫情对他们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人与人的接触可以传播病毒。常识和专业知识都告诉我们，要拉开社交距离。目前被普遍实行的各种防疫措施，则直接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降低了人员的流动性。因此，这就导致此次疫情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尤其大，而且其影响的力度也会大于以前的疫情——即便疫情的威力是相同的。比如，我们常拿新冠疫情和SARS比较（现在看来两次疫情就其本身而言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与2003年不同，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有极化现象的端倪可见。即便没有显著的职业极化（劳动经济学家还需做更多研究工作），技术进步的力量也已经使人们越来越多的集中到服务业部门。这是导致此次疫情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的原因之一。

但是疫情对高端和低端服务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低端服务业通常涉及人和人或者人和物的接触，没有了接触，这些服务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很不幸，这正是疫情期间所不能允许的。而对于高端服务业，尽管效率会降低一些或很多，但是，很多工作可以搬到网上进行。客户间的交流、学术的会议、师生的见面会还可以继续进行。甚至有些服务业还借疫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如线上教育和直播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一季度住宿餐饮行业的增加值同比下降了35.3%，而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网上会议、远程诊疗等信息需求大幅增加，导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

从工作合同的性质来看，低端服务业更多是短期或临时合同，很多企业往往无法承担其停业期间的收入。而那些高端的服务业工作、管理工作、科研工作，疫情对其工作和薪水的影响要小很多。

除了不同行业和职业，不同人群（当然也与行职业分布有关）所受的影响也存在巨大差别。女性可能受损更多——因为那些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的行业，也是女性相对占主导的行业。不仅女性面临的需求下降，其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阻力也因疫情而陡增。特别是，学校不能开学，家长就无法解放。而不能被解放的，更有可能是女性家长。因此，疫情对女性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会产生更大的不良影响。而女性工作机会的减少或收入的下降，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包括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遭受家庭暴力、影响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等等。

农民工也是受到严重影响的群体。2018年，我国农民工的总量接近3亿，其中1.7亿是外出农民工。由于户籍和土地制度等原因，大批农民工未能很好的融入城市地区，仍然具有巨大的流动性。这意味着控制疫情的措施可能极大地影响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此外，疫情的发展会对刚毕业的大学生产生不利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对那些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留下持久的“伤疤”。因为有研究表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就业形势会影响大学毕业生长远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和个人福利。

总之，疫情的发展有可能使社会的收入差距上升，侵害我们身体的病毒会进一步带来威胁社会和谐稳定的病毒。这是我们在抗击疫情时所需格外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