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家庭成了学校，家长成了老师。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孩子们在这段时间上着最好的“学校”，享受着最好的“老师”。但事实可能远非如此。

很多中年人可能都有和我同样的回忆。小时候，家长会说：爸妈没本事，你自己要好好学习。他们认为把孩子的教育全部交给学校和老师，是理所当然的。可不知从何时起，一种新的观念悄然形成了：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庭是最好的学校。如此的说法演变成了主流的陈词滥调，不仅学校积极倡导，家长们也接受了而且欣然进入了角色。

不可否认，我们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如此之长，即使什么都不做，潜移默化中就可以是他们的老师了。可如今，家长们真是一丝不苟地把教育当成了一项专门的事业。举目望去，家长充当起了要么是老师，要么是教辅，要么是伴读的角色。安排学习内容、辅导作业、陪着上课外班、监督学习，忙得不可开交。孩子配合的皆大欢喜一片和谐——但那往往是别人的孩子，不和谐的就面红耳赤、鸡飞狗跳。

家长们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是其原因的。首先，家长们有了这方面的能力。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时（我升初中那年）25-50岁的中国居民中，绝大多数家长是初中以下学历，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接近人口总数的40%）。而在小学老师当中，拥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的占约40%；在中学老师中，中专以上学历者占了80%。老师们的教育水平远远超出家长。到了2015年，25-50岁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了15%。如果看城镇地区，上述比例分别达到了60%和33%。

不仅家长的教育水平提高了，教师职业对于高能力劳动者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有一个现象可算作这方面的证据。一项国外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经济衰退时期进入教师行业的老师，其教学效果明显好于非衰退期开始职业生涯的老师。反言之，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高能力的人更可能选择教师以外的职业。我猜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但是，家长们为什么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孩子的教育上呢？同样的时间和资源也可以用来做很多其他事情。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投资教育的回报很高。通过在孩子上花时间，提高其学业表现，进而考取好大学，能极大提高子女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好的大学也是年轻人攀爬社会阶梯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家长们就像加入了一场无声但又异常激烈的竞争之中。而这个竞争激起了无数为学生减负的呐喊。遗憾的是，很多看似减负的措施，又把更多的负担压在了家长肩上。

此外，学术成果被错误解读也可能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无论是教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最著名的也许要数芝加哥大学的诺奖得主James Heckman），都不厌其烦的阐述早期教育和家庭环境的重要性，强调非认知能力以及早期教育对儿童后期发展的作用。但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因为家庭环境的重要而让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是把事实当成了理所当然，诚为一个天大的错误。其实，恰恰因为现在家庭的作用太大了，为了削弱家庭的作用，我们应该更多发挥学校的功能，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增加孩子在学校里的时间。

要知道，现代社会的人才培养，远非一个家庭所能支撑的。对于贫困家庭，尤其如此，而对于有天赋的孩子，学校和社会的作用更加无可替代。我们如何能保证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在其原生家庭中得到足够的重视、享有应有的环境、得到发挥其音乐才能应有的条件？又如何保证一个科学天才能够拥有同样天才的父母？对于这样的孩子，父母怎会成为他们最好的老师？他们需要的是更广阔的天地、更多的资源和更专业的师资。

因此，尽管父母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但仍要认识到，教育是一项专业的工作，通过社会分工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应该让孩子摆脱家庭的束缚，和更多更好的资源结合。这样做的好处首先在于，孩子可以被教育得更好——因为学校所能提供的资源要丰富得多，学校中的“化学反应”（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学校要真的尽到培养人才的责任，才能让不同的学生得到应有的发展，特别是让那些优秀的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无论其家庭背景如何。其次，父母可以被解放出来做其他有益的事情，比如女性可以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第三，这会促进社会的公平——这当然又取决于不同质量教育资源的分配。

要更好地发挥学校的功能，我们还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而这又需要我们改革教师们所面对的工资机制，使其工资水平更有吸引力且更加灵活。

家庭是最近的学校，家长是最早的老师，但它们远不是最好的。如果家庭成了最好的学校，父母成了最好的老师，那将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腐败。由此不仅会使我们痛失很多优秀的人才，也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此二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