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带给我们的挑战不仅是道义上的，也是智力上的。这个挑战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当中，就包括大学的回报。普通人似乎都深知上大学的好处，但是这个好处究竟有多大，大学教育的回报率有多高？若把这些总结成几个数字，既超出了大众的能力所及，也不是他们深切关心的。而这，正是劳动经济学家（也许还有公共政策的制定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它之所以是在智力上的挑战，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法观察到一个上了（没上）大学的人如果不上（上了）大学会是什么样子——经济学家管这一拗口的状态称为“反事实”。此外，就大学给人带来回报这个事实，我们还喜欢刨根问底其背后的机制。尽管成百上千的学者使用了或简陋或花哨的计量工具估计了大学的回报率，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却似乎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

仔细的审查冒名顶替案件中，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命运，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首先，这些事情再一次说明，考大学是有风险的，考大学的回报——如果有的话——是不确定的。一个人选择读普通高中，只是进入了一场激烈的比赛，结局是不确定的。仅从是否考取大学来说，能力越高的考生，考取的概率越大，能力越低，概率越小。正是有了不确定性再加上信息不透明，才给了顶替者可乘之机。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贫困家庭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承担能力差，因此可能更不愿意参加这场竞争。而各种人为因素的加入，进一步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子女被录取的概率以及上大学的期望回报。预期到这一点，让一些家庭在最开始就避开了这个选择。

好了，顶替者进了大学。一个以低于被顶替者200多分的成绩进入大学的学生，最后也正常毕业了。这些冒名顶替罗彩霞、陈春秀、苟晶等人的学生中的大多数，在学校里如果不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至少也是顺利毕业了。在这三四年中，她学到了什么？她为所在的学校带来了什么？如果一个个顶替者溜进大学来，然后堂而皇之的拿到了毕业证戴上了学位帽，那是大学的门槛儿太高了还是太低了？大学对这些人又是怎样的地方呢：是个人生经历的镀金车间，编制社会关系的俱乐部，还是学习知识、增长本领并学会担当社会责任的高等学府？

然后，冒名顶替者顺利的毕业了。凭这一纸文凭，她们有了心仪的工作。没有这纸文凭，这样的工作是无法期盼的。此后，她们就可以慢慢的享受大学学历给她们带来的回报。也许收入的提高并不高，但是持久、稳定。而被顶替者，要么面临失业、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就从头再来，总之要面临更多的艰辛。当然，那些顶替者，凭着金钱、权力和社会关系，本也可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们想得到更多——不惜以伤害别人的方式。而那些受害者，有多少人，经此一击，就此沉入命运的水底。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比较似乎告诉我们，大学的回报是可观的。

但是，一些冒名顶替的例子又似乎告诉我们，大学没那么重要。那位叫苟晶的同龄人，一个名列前茅的毕业生，被人顶替，名落孙山。但是仍然凭着自身的努力有了自己的幸福。这也许本身就是属于那些优秀不服输的人的，命运和那些卑鄙的盗贼也无法夺走。因此，大学的回报到底是多少，它是如何实现的？这远不是一个劳动力市场模型所能刻画的，也不是我们的计量模型所能估计的。